在大陆国人的印象中，说到“中美合作所”，就会想到所谓的“美蒋罪行”，想到“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可近来看到有材料上说“中美合作所”其实是一个跨国情报合作机构。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
    长期以来，抗战时期设立的“中美合作所”，成了广为人知的“美蒋罪行”的代名词，国共第二次内战时期国民政府在重庆歌乐山下设立的那两座专门的关押持不同政见者及反政府分子的看守所-“白公馆”和“渣滓洞”，曾被称作是“中美合作所集中营”，中共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也曾一度名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其实，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并非“反共”的“关押民主人士及政治犯集中营”，而是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建立的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
    “中美合作所”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
    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开始考虑与中国国民政府合作进行对日军的电讯侦译技术研究，搜集日军在中国与太平洋沿岸及沿中国海岸的陆、海、空军事情报，以及获得这些地区的气象、水文资料等。国民政府方面则希望与美国进行对日作战的情报交换，并在对日心理战宣传和在敌占区进行破坏活动等方面接受美国的训练，同时希望得到美国提供的先进电讯器材、武器装备、运输工具等。据参加起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草案的鲍志鸿回忆，协定的第一条即是：“为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交换日军海陆空军事情报和搜集中国大陆气象情报，训练游击队，挺进日军后方，协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共同迅速歼灭日寇。”1943年4月15日，由中美两国军事情报机构联合组建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在中国的战时重庆正式成立。
    抗战中，“中美合作所”在电讯侦测、密码破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美合作所”在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中起到的作用，以往很少提及，以致鲜为人知。事实上，“中美合作所”在对日作战中发挥出了不少作用。
    其一，在对日作战中破译日军密码。据鲍志鸿回忆，美国空军击落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就有“中美合作所”的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

    其二，提供气象情报。“中美合作所”还建立起了若干为美国海、空军提供气象情报的气象工作站、观测哨等，这些气象情报在美军对太平洋上日占岛屿展开逐岛进攻和轰炸日本本土的军事行动中，都起了重要作用。战后美国海军部的一份报告甚至有这样的评价：国民政府方面通过“中美合作所”向美国提供的日本占领区军事及气象情报，“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敌海军的唯一情报来源”。
    其三，“中美合作所”还在各地陆续开办了一系列训练班，如特种警察训练班、助教人员(协助美军教官开展训练工作)训练班、军事情报训练班、气象情报训练班、战地医务人员训练班、爆破训练班……此外，为在短期内为国民政府训练一支5至10万人的现代化武装游击部队对日作战，“中美合作所”还陆续在四川重庆、湖南南岳、河南临汝、安徽雄村、绥远陕坝、福建建瓯等地建立了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

中美合作所的中美技术人员在进行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工作

    此外，还从失学失业的爱国知识青年中招收了一部分学员。原中共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中共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文强先生就曾在《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始末》一文中详细记叙了他当年领导河南临汝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在中原大战中对日爆破有功及破路阻滞日军西进有功而受到嘉奖等情况。
    除去军事行动外，“中美合作所”还进行了一些对日心理战、经济战方面的工作。如收听日伪电台广播并用秘密广播进行干扰和反宣传，展开宣传攻势瓦解日军士气，在日伪军中制造恐慌情绪，鼓舞敌后抗日军民斗志；印制汪伪储蓄券假钞偷运到沦陷区，扰乱日伪金融，并大量收购日货与沦陷区物资运回大后方……著名漫画家叶浅予就曾受聘在“中美合作所”从事抗日漫画宣传工作，“文化大革命”中竟因此被打成“美蒋特务”。

中美合作所的美方技术人员在指导中方学员模拟刺杀行动场景

    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照当初“中美合作所”成立时《协定》的规定，美方人员分批回国。1946年1月，“中美合作所”正式宣告结束，经军统局报蒋委员长备案。“中美合作所”中的军统局人员回军统局报到，非军统局人员(这是许多人不了解的，以为凡“中美合作所”的中方人员就都是军统特工，其实并非如此)则发给三个月薪金资遣。各地训练班、情报站均予结束(重庆特警班第二期学员因未毕业，移交军统局接办)。重庆中美合作所四一医院移交中央医院接收，上海中美医院移交同济大学接收……到1946年7、8月间，全部结束手续办理完毕。
    “中美合作所”与白公馆、渣滓洞看守所镇压政治犯并不是一回事。
    白公馆，原为四川军阀杨森部下师长白驹的乡间别墅，1939年冬由国民政府军统局用作临时看守所。当“中美合作所”建立时，白公馆看守所奉命将人犯迁往渣滓洞，白公馆房屋则让给美方人员作为住所，名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直到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撤销，美方人员回国，白公馆才又恢复关押持不同政见者的职能(后称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主要关押国民政府认为是“要犯”的较高级别持不同政见者。

中美合作所的日常训练活动

    渣滓洞看守所，原是因白公馆看守所人满为患而增设的，1946年底将人犯迁回白公馆后，曾一度关门，后于1947年底又重新开张(称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主要关押在1947年“六一大逮捕”中抓捕的教育、新闻界持不同政见者及反政府分子，“小民革”地下武装案分子，川东三次武装暴乱分子，《挺进报》事件被捕人员，民革川东、川康分会分子等。
    邓又平在《简析“中美合作所集中营”》一文中列举了他的一个调查统计结果：当年被国民政府逮捕后关押于歌乐山下的政治犯中，一些人(如叶挺、廖承志、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张露萍等)是在“中美合作所”建立之前关押于此的，另一些人(如杨虎城、许建业、江竹筠、陈然等)则是在“中美合作所”撤销之后才关押于此的，对政治犯的处决，全都发生于“中美合作所”撤销之后。邓又平得出结论：“中美合作所与这些逮捕、关押、处决等事情是完全无关的。”“至今为止，在中共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档案室中，找不出一份是由中美合作所签发的逮捕、镇压政治犯的文件，也没有一份材料中提及过，说是美国人亲自参加了这些活动。”(《美国研究》，1988年第三期)
    “中美合作所”何以被丑化。
    不过，由于“中美合作所”的中方负责人是在国民政府内外名声都毁誉参半的军统局负责人、中国近代特工王戴笠将军，美方副主任梅乐斯又不顾美国当局禁令竭力介入中国国、共两党冲突的内政，再加上该所训练的作战人员、警察和特工，获得的美式武器与设备器材，后来都被国民政府派遣到清剿中共武装的内战中，因此，该所在1949年后，被新政权安装上了一个“扶蒋反共”的恶名。

中美合作所的中方特工人员化装成轿夫等平民形象潜入沦陷区进行军事行动

    由于这些原因，“中美合作所”撤销之后，在其原址及其附近发生的拘押、虐囚和镇压政治犯的事情，便被新政权算到了它的账上。特别是1949年国民政府在大陆崩溃时发生的对被关押政治犯的集体镇压，更被宣传为“中美合作所大屠杀”，使“中美合作所”声名狼藉。再加上小说《红岩》及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的渲染，“中美合作所”遂成为反面形象，至今在许多人印象中还是“法西斯集中营”，但实际上，这种印象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