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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杨养正-淞沪抗战八百壮士中最后的英雄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 方军 撰稿
 
这张照片,是1944年国府军事委员会颁发的军官证上的。杨养正的其他照片,均在历次运动及史无前例的文革中毁掉了。

                                      《采访四行仓库八百壮士最后一人杨养正录音》
    时间:2006年9月12日,下午2点。
    地点:重庆武警总队医院内科病房。
    方:老杨您好,我从北京来采访您。我是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也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您身体现在怎么样?
    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是在卢沟桥吗?我们重庆也有抗日战争纪念馆。
    方:我昨天刚刚参观重庆博物馆内的“抗日战争”的部分。2000年,我曾经带领原侵华日军老兵盐谷保芳,去了《侵华日军重庆大轰炸遇难同胞纪念馆》谢罪。
    杨:你来过重庆了?
    方:杨老,我34年前,在重庆当兵。我是铁道兵的,我们6师汽车营在重庆歌乐山建设火车站。34年前只有一条嘉陵江大桥,现在已经有十几座横跨长江、嘉陵江的大桥了。重庆变化真大,我完全认不得了。昨天,我找34年前的“红港”码头,重庆老人说:那是文革的名字,现在还叫“朝天门”码头。
    杨:是呀,沧海桑田、世事巨变。不变的只有我们中国人的热爱祖国的心。
    方:老杨呀,见到您我很高兴。我在重庆采访了一个共产党的老太太,三个国民党的老头儿。明天,我就要去广州了,那里,有十几位原国民党官兵在等着我。他们最大的93岁,最小的88岁,都是亲历抗日战争枪林弹雨的幸存者。
    杨:我清楚地记得,从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国共开始合作抗日。我记得,我的部队甚至和八路军、新四军驻扎在一起的时候。
    方:您今年多大年纪?您的老伴呢?
    杨:我今年92岁。她80岁。我们是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的第二天结婚的。
    方:阿姨您好,您和我的母亲同龄。您怎么称呼?您怎么和杨老认识的?
    杨夫人:我叫赵孝芳,抗战时,我家在在长寿第九残废教养院附近,我每天都可以看见伤残军人出入。当时,日本飞机天天来炸,我们学生们的爱国热情空前的高涨。那时,军人是我们最敬佩的人物。杨养正因为是八百壮士之一,在众多伤残军人中赫赫有名,附近居民更把他视为英雄。我认识杨养正的时候刚好17岁。
    那时,我从文德女中(现重庆一中)辍学,到长寿姐姐家玩。我姐姐家在长寿桃花街开了个小卖部,我她常去那里帮忙。我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杨养正。那时,这个伤残军官足有1.8米高,面貌英俊。不是他亲口告诉我的话,我还不知道他有一只义眼。
    方:老杨,你当时看上她了吗?她才17岁呀。
    杨:我虽然伤残只有一只眼睛还可以看见,但是,我马上就相中了这个漂亮的学生。我们之间当时就约定:我是军人,随时都要上战场,等抗日战争胜利,我们就结婚。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第二天,我就和她结婚了。
    当时,教养院的伤残军人们凑钱摆了五桌,见证这场特殊的婚礼。从那时到今天,我们夫妻俩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一起走过了62年。
    ……没有她的细心关照,我早不成了。
    你在北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你现在每天的主要工作是干什么?

谢晋元团长{右}在淞沪抗战前夕的照片

    方:我三年前走下工作岗位了。但是,我还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我的工作就是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批人。哎!您就是最后一批人哪!亲历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批人有:八路军、新四军、国民党抗战将士,美国飞虎队{我采访了15个人呢},侵华日军老鬼子,当年援助中国抗战的爱国华侨,劳工,慰安妇,战争遗留子女,东北抗日联军,细菌战受害者,战俘……。
    您能谈谈淞沪抗战中的四行仓库保卫战吗?
    杨:好,我谈谈。谁来采访我都让我谈谈这段故事。我愿意谈。我愿意谈。
    那是69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我23岁。当时我们88师524团第一连连长叫上官志标,我是第一连少尉排长。1937年10月26日晚上,88师524团进驻四行仓库。进去的时候,天刚擦黑,我率领的第一连第一排驻守四行仓库旁边的一栋三层砖瓦房。这栋楼与四行仓库墙壁挨墙壁,进驻之后,我们就开始在墙上凿洞,很快就挖通一道门,两边的人可以随意走动,我们524团团长谢晋元和连长杨瑞符经常过来巡查。
    {作者声明:以下文字参考了《重庆时代信报》记者 邓萍的文字。}
    我手下有三个班,近30个人监守这栋楼。与敌人僵持中,有士兵开始熬不住,瞌睡至极。我就在三层楼间不停地巡视,一旦发现有人撑不住,就马上换人。
    在监守四行仓库的四天五夜中,我没敢合过一次眼。
    监守四天中,我们450人枪弹充足,但粮食不够。官兵们靠早晚各一碗稀饭度日。
    10月27日早晨,日军逼近四行仓库前沿阵地,周围的房屋被烧成了一片火海。中午2点,谢晋元一声令下,我军众枪齐鸣,日军很快陷入混乱之中,被打死80多人。接着,敌人出动大炮、战车、昼夜进行波浪式攻击,四行仓库厚厚的水泥墙很快被炮弹洞穿。仓库中留存有成袋的黄豆和面粉,官兵们就用其来堵塞墙洞。
    8日半夜,上海童子军杨惠敏游过苏州河,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连滚带爬进了四行仓库,将一面长四公尺的国旗送了进来。连长的郑俊上尉爬上四行仓库的库顶,将国旗插上。
    杨惠敏当时15岁,比我小将近10岁。依依惜别时是黑夜,我们大家都和她握手,她的毪子里放着不屈的光:“兄弟们!全国人民和你们在一起!”真没有想到,上海竟然有这样的英雄女子!她活着的话,应该84岁了吧?
    这时上面传令死守,全体官兵当即留下遗言:誓与四行阵地共存亡!
    当时,四行仓库旁边有巨大的燃器装置,又紧邻外国使馆,所以不便使用重武器。日本人担心战火遭殃外国外交领地,所以,一直没有大规模狂轰烂炸。

张治中将军会见杨惠敏

    日本人见四行仓库久攻不下,恼羞成怒,就转而威胁英租界当局,称如果不采取行动逼走孤军,他们将不顾租界安危,采取极端手段!租界当局闻听此言,又去逼中国政府。10月30日我们奉命撤退。英军当时答应,负责孤军撤退,使孤军能由租界到沪西归队。但事实并非如此,日军想把孤军置于死地,开来坦克把孤军撤退的路线封锁。谢团长命令孤军由我们固守的三层楼房出去,于是,我率领的排负责掩护,并调两挺重机枪增援。
    三层小楼前是一条宽马路,马路过去,就是英租界。孤军只要能穿过那条马路,就安全了。但日本的坦克就在路的一头,枪弹密集,没有任何停息。双方交火达到白热化。敌军子弹飞过来,打得我们连门都关不到。他们用沙袋把门抵死,在二楼,用两挺重机枪不停扫射。那时是晚上,什么也看不见,就听见子弹的呼啸。
    我安排两个班对准坦克打,我想只要打烂坦克,敌人就没办法了。但打了一阵,坦克岿然不动。我大吼一声“我来打。”我趴在一架轻机枪前面,装上钢性弹,这种子弹可以打穿坦克的钢皮。一梭子弹(20发)还没打完,敌人的炮弹就打来了。“轰”一声响,楼顶被炸开,弹片“啪”一下,飞进我的左眼。血顺着我的脸汩汩直冒,我用手一摸,左眼不知是血还是肉。我听见副排长在喊:“快来抬”,有四个人跑上来,抓的抓手,抬的抬脚,居然成功地下楼,并躲过枪林弹雨过了马路。到了英租界,我被放在地上,朦胧中,我听见营长杨瑞符在喊:“杨排长、杨排长,谢团长看你来了。”这时我努力想睁开眼,但没成功,我只觉得疲倦,想睡觉。连眼睛的疼痛,我都没感觉到,至此我已经4天5夜没闭过眼睛。
    昏睡中,我被送到医院,左眼打得稀烂,从此,一颗陶瓷做的假眼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
    方:您的身上还有什么伤残吗?除了眼睛之外?
    杨:是的,我眼睛的伤好之后,被送往胶州路口的孤军集中营。在那里,我又被英国人打伤了我的左手臂。
    这个地方原来是上海的胶州公园。英国人因受日军威胁,将350名孤军关进了这里。谁也没料到,这一进去就是4年多。
    1938年8月13日,抗战一周年。那天早上,我们要升起国旗,以示纪念。日本人大为光火,他们马上找到英国人,要求把升上去的旗扯下来。英国人对日本很是惧怕,当时就派来了很多英国警察。我和其他中国军人围成人墙,将我们大门口抵死。英国警察拿起警棍见人就打,但仍然打不散。后来他们又找来高压水龙头冲,我们又拿被子来挡。对峙多时,英国警察最后用催泪弹,很快,孤军们眼泪直流,咳成一片。英国人趁机冲进来。为保住国旗,孤军们与英国人展开肉搏战,手无寸铁的他们被警棍击中,共有108人受伤。我在这场斗争中左手臂也被打伤。
    方:您伤的重吗?
    杨:比起枪弹的伤来,棒子打的当然不算重了。但是,手无寸铁的我们,最伤心的是升不了我们的旗帜。
    旗升不了了,但团长谢晋元每天都带领孤军举行“精神升旗”,我们遥望旗杆顶,行举手礼,高喊“中华民族万岁!”。
    如今每年的“8.13”纪念日,我们都会敲警钟108下,纪念那场斗争和在斗争中受伤的勇士。
    方:后来,是怎么脱离虎口的?
    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租界。英方将孤军官兵过渡给日本。日寇将杨养正等人押至宝山营房,后又押往南京老虎桥第一模范监狱做苦工,1942年底,我和其他30多名孤军被押到安徽芜湖对岸裕溪口抬煤炭。四行孤军只有30多人,谢晋元被叛徒刺死后,雷雄任代理团长。
    到裕溪口没多久,他们就打听到附近是游击区,有新四军。雷雄、我、陈日晟三名军官就商议带领30多号人如何逃跑。并把30多个人秘密分成五个组,计划哪组抢枪,哪组如何逃跑。抢枪小组选出三个身体好,反应敏捷的,约定以听雷雄团长的口哨为信号。
    这样密谋了一个月,行动在一个下午开始。那天收工时大约4点钟。日本兵扛着机枪走前面,抢枪小组的三个人按照计划跟在后面。说时迟,那时快,雷雄嘴巴一撅,一声响亮的口哨。紧跟日军的那名士兵冲上去,夺过机枪就跑。随后两个人扑上去抢子弹,抢到四梭子弹,敌人没反应过来,以为是新四军打游击来了,扛枪的日本兵还喊其他战俘“趴下、趴下”。我们这时趁机夺命狂奔。大概跑了一公里多路,敌人才反应过来,对准我们开始狂射。但敌军终究没追上。我们一行30多人一口气跑进游击区。这个地方叫“桃花乡”。6年失去自由,我大口地呼吸新鲜的空气,高兴得扑通一下倒地,躺在桃树下,不想走了。
    方:胜利大逃亡!应该把你们的经历拍成电影。再后来呢?怎么到的重庆?
    杨:在新四军的驻地,我们受到热情的欢迎,部队专门为他们改善伙食。住了一段时间后,一位姓徐的指导员告诉他们,想留在部队的可以留下,不愿留下的,发路费回家。
    临走时,新四军给我们准备了鞋袜,专门派了30多个人,护送我们出了日本人的封锁线。我们从安徽庐安,上河南、到湖北。没有路标,我们只朝一个方向,见路就走。
    期间翻越神农架。时至1943年底,进入神农架,有种“千山鸟飞绝、万径人终灭”的苍茫。山上没有吃的,走到半夜,一行人又困又饿,倒地就睡。我被冷醒,睁眼一看,眼前亮晃晃的。这才惊觉,是半夜下大雪了。大家已经冻得不敢再睡,继续前进。就这样空着肚子走了一天,我们翻过神农架。

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时杨养正事隔68年又见到自己的团长谢晋元

    到湖北老河口,代理团长雷雄患猩红热病死,这时团里还剩下20多人,连长陈日晟带大部分人找部队,我等四人都有伤,我考虑到左眼没了,想回湖北家乡。但这时我才知,家乡也被日本占领了,根本回不去。于是,我们四人踏上回陪都重庆的路。
    又走了多日后,我们到达巴东,搭上远征军的船,1944年,我们终于来到了重庆。在重庆找了几个月,我被送到长寿第九残废教养院。在伤残军人院,所有的军人军衔都提升了,士兵全部提升为军官。军官也再往上升一级,我的军衔就成了少校。
    {作者声明:以上文字,参考了《重庆时代信报》记者 邓萍的文字。}
    方: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是怎么知道的?高兴吗?
    杨:1945年8月15日,是中国人民的节日,那个高兴呀,没有办法形容了!日本投降了!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方:内战开始,你退出现役的吗?
    杨:中国人打中国人,我再也不愿意参战了。于是,我1947年退出现役留在了重庆。
    方:听说你前些日子去动手术了?
    杨:是第三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在重庆。我由于年纪大了,因此,手术效果不好。我现在有光感,你们拍摄照片的闪光我可以看见。{老杨说着,从左眼中取出假眼让我看}
    方:老杨,您先别放回去啊,等我拍摄两张您拿假眼的照片。
    方:老杨啊,如果不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话,也许,很多人就把您忘了。如果大家真的把您忘却了的话,您怎么想?
    杨:即使大家把我忘了也没有什么。我是为祖国贡献过鲜血和生命哩!当时,日本说要三个月灭亡中国,我们四万万同胞团结起来,血肉相拼,我们没有伏首贴耳地甘当亡国奴。
    今天,我们中国有13亿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中国会越来越富强。外国列强再也不敢轻易地欺辱我们中国人!大家把我忘了,又有什么呢?我扪心自问:问心无愧。这是最重要的。
    方:您知道日本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吗?
    杨:知道、知道,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无耻的行经。靖国神社供奉有甲级战犯。
    方:淞沪抗战过去69年了,您和日本人接触过吗?
    杨:有。前几天,重庆外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领三个日本人来访问我。他们三人非常清楚地知道69年前发生在上海的血战。他们三个见面就说:“我们的人生愿望是日中友好。”我说:“如果为了友好而来的话,请坐吧。”
    方:老杨啊,在抗日战争胜利60年纪念日之前,您每月收入多少钱呀?
    杨:2005年,我的退休金每月是530元。我1953年开始在商业部门工作,就是当售货员,每天卖油、盐、酱、醋。地点?你问商店的地点?嗨!就在弹子石街呗。
    方:啊!少校卖油、盐、酱、醋?
    杨:那有什么?
    方:能谈谈全国解放后,您的境遇吗?
    杨:全国解放不久,重庆政府四处张贴公告,让原国民党军人去当地派出所登记。我没有隐瞒,全部登记了我的全部情况。
    方:文革中遭殃了吗?
    杨:那要看和谁比较了,刘少奇?现在,我不还好好的?
    方:1937年淞沪抗战中守卫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现在还有活着的吗?
    杨:没有听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这么大的纪念活动,持续一年多,深入人心。如果有的话,那么,媒体不早有播放出来了?不过,我们88师的师长还活着,他叫孙元良,今年103岁。头脑还算清楚。这个消息是我们连长上官的儿子告诉我的,上官的儿子也在台湾。我们之间通过电话。

事隔68年,杨养正再见到为保卫祖国牺牲的战友禁不住老泪纵横

    对了,上官志标连长的儿子叫上官志成,他的台湾是公务员。听说,他和上海918网站吴祖康正在酬款拍摄电影、电视剧?是关于〈四行仓库-八百壮士-杨养正〉的。上官志成酬款人民币200万,吴祖康酬款100万,还有很多人参与这件事情。
    方:淞沪抗战已经过去69年了,您是抗日战争亲历者。69年来,您希望和周围的人说起这件往事吗?
    杨:我非常希望说,但是,没有什么人感性趣,没有人愿意听,也就算了。
    方:那么,抗战胜利60年,您是怎么走进公众的眼中的呢?几乎全国的报纸都刊登了您的消息。中央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四川电视台都连续报道您。今天,作家方军也坐在您的面前。我想知道,最开始,是谁挖掘的这件事情?
    杨:事情要从2003年说起。2003年,《重庆经济日报》记者到弹子石来调查一栋老房子。这个具有欧洲式风格的古老建筑有百年的历史了,房子是当年法国军队的军营。由于该建筑坚固而且风格奇特,所以,现在还被重庆人当作餐厅对外营业、服务。记者到弹子石问老式建筑,当然要问当地老人。于是,记者就访问到我。我说了法国军营的来历后,又开始介绍我自己。我保留有1945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的军官证、抗日战争伤残军人证明、参加抗战的奖状、奖章等等物品。我还给那个记者唱了我们88师的抗战歌曲,歌词是这样的:{杨养正坐在病床上大声给我唱了起来。不少住院病人挤进门听}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领八百壮士守卫东战场,
    四面都是豺狼,四面都是炮火,
    宁愿死不投降,宁愿死不退让。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英勇的八百壮士!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扬!”
    那个记者回去后不久,就写了一篇报道,题目是《老英雄重唱八百壮士歌》。你看,2003年《重庆经济日报》的记者来访、报道。跟着就是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淞沪抗战、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英勇壮举,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我作为八百壮士的一员,我还活着,你所说媒体当然要采访我了。
    方:老杨啊!你说过,淞沪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馆长沈建中来采访过你?我和他非常熟悉,是老朋友了。可是,他犯了一个大错误,他怎么没有征集您的文物呢?您保留有1945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的军官证、抗日战争伤残军人证明、参加抗战的奖状、奖章等等物品。这是重要的文物呢!战争博物馆的三要素是:“人证、物证、口述史”。老杨啊!这三条您都占了呀!既然淞沪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沈建中馆长不明白文物的重要价值的话,您还是把您保留60年的证件、奖章、残疾军人证书给我们北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吧!我回北京就汇报这件事情。估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保部的主任段晓薇,她会知道淞沪抗战四行仓库最后一位老战士仅存文史资料的重要性。您可不许给别人啊!他们都不懂这些文物在抗日战争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杨:你放心吧,给你们!不过,沈建中不会不懂吧?他不是淞沪抗战纪念馆的馆长吗?
    方:听说您去了上海淞沪抗日战争纪念馆?还摸了摸谢晋元团长的塑像?好多报道是上海918网老吴写的,我看了。2005年7月6日的《北京晨报》还做了这样的报道:
    当年参加淞沪会战的“八百壮士”大陆唯一健在者,现年91岁的抗战老兵杨养正,昨日来到上海谢晋元墓地祭奠旧时老团长,实现了其人生一大心愿。这也是杨养正老人60多年前离开淞沪战场后首次重返上海。
    昨天上午9时,经过40分钟的车程,杨养正老人坐着轮椅来到宋庆龄陵园中苍松翠柏环绕的谢晋元墓前。“报告团长,我来看你了!”杨养正颤抖而又带着歉疚地哭着。64年了,老人只有在梦里才能与团长相见,昨天他终于了却自己的心愿到谢晋元墓“看一看”。
    由于眼睛看不到,杨养正老人听说已经来到谢晋元墓碑前,不顾一切地要走下轮椅。当他被搀扶着走到墓碑前时,突然伸出右手,面对墓碑行了一个军礼。老人大声喊道:“报告团长,敬礼!”向谢团长敬过礼后,杨养正老人让人们搀扶着,要去摸摸谢团长的墓碑,那是谢团长遇刺后,战士们在孤军营里亲手为谢晋元立的碑,1983年搬迁到此。“啊!”老人大步走上前去,他先是慢慢地摸着团长的像,随后双手环着墓碑,就像拥抱着64年未见面的谢团长,头抵着石碑像是靠着谢团长的胸膛,老人号啕大哭。
    老人如孩子般的一阵啼哭让在场所有人为之动容。
    杨:哎呀,你一直在关注我,起码研究我了两年吧?这是去年的消息。谢谢你了。
    方:老杨啊,您现在最大的人生遗憾是什么呢?
    杨:我最大的人生遗憾是,时至今日我没有领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给参加抗日战争老战士颁发的,纪念中国人民取得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章!
    方:老杨啊,我想问您一个奇怪的问题,您可千万别见怪呀?
    杨:行!行!枪林弹雨、横尸遍野、战火纷飞,我什么没有见过呢?
    方:您自己看,您还能活多少年呢?
    杨:哈哈!{非常严肃地}我还能活到100岁!我一定能活到那个时候!
    方:老杨啊!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一个半小时,您始终坐在病床上,您好好休息吧。
    夏显虎记者:不忙,不忙,我们大家再照一张相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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